20世纪的支点：法国抵抗纳粹入侵及战后国际力量的改变｜朱利安·杰克逊
作者｜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科学院和皇家历史学会院士，法国史研究权威
如果说在法国记忆里，1940年的战争所占的地位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重要，那可能是因为这一战事太令人痛苦了，让人不敢去想。人们不禁想起了1870年以后甘必大（Gambetta）对阿尔萨斯-洛林的禁令：“永远记着，永远别说。”显然，这次战败的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另一方面，将1940年视为法国的零年，并把1945年以来法国的所有重大变革都归因于这一年的战败，这也是错误的。“在此之后”不同于“因此之故”。
然而，这次战败的直接后果是毫无疑问的。它是第三共和国崩溃和维希政权建立的诱因。它为维希政权重建法国的意识形态改革运动设定了议程。贝当政府还在波尔多的时候，就在6月22日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条款，法国被分为北部及大西洋沿岸的占领区和南部的非占领区。由于波尔多和巴黎一样都处于占领区，政府驻地就选在温泉小镇维希，那里酒店众多，足够部长及官员们居住。虽然停战协定对法国在非占领区的内部政治安排只字未提，但法国战败，第三共和国也必然灭亡。7月9日，议会在维希赌场举行会议，几乎一致投票赞成皮埃尔·赖伐尔关于修改宪法的提案。正如赖伐尔所说：“不能让引发这样一场大灾难的制度继续完好地保留下去。”第二天，议会以绝对多数票授予贝当元帅全权修改宪法的权力。贝当随即颁布了一系列宪法法令，这实际上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力，并宣布议会休会，等待进一步通知。维希政权诞生了。
《法兰西的陷落: 1940纳粹入侵》
在维希政权内部，多股政治势力虽然争权夺利，但在基本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新政权是专制和反民主政权。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格言被“工作、家庭、祖国”这个新口号所取代。因此，维希政权代表了那些共和国反对者的胜利，不管他们是一向就憎恨共和国的人，还是因为人民阵线而反对共和国的人。战败后，人们听到德拉克斯（Drax）主教宣称：“对我们来说，可恨的不是使我们遭到外部失败的1940年，而是使我们遭到内部失败的1936年。”当然，共和国反对派的胜利只有通过战败才能实现。1941年5月28日，经济学家夏尔·里斯特（Charles Rist）在日记中写道：“奥布安（Auboin）夫人告诉我，停战后，她收到一位反动分子朋友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终于胜利了。’”
维希政权的意识形态被概括为“民族革命”。它主张用等级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取代共和国物质至上的自由个人主义，这种等级社会体系是围绕诸如地区、家庭和工作场所等有机的“自然”社会而形成的。它谴责阶级斗争，颂扬农民和手艺人。它强调必须惩罚和迫害某些被视为法国敌人的团体：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共济会成员。维希政权认为，战败揭示了共和国政治价值观的堕落。雷诺辞职后没几天，魏刚就写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他所认为的战败的教训：“旧秩序，以及一个由共济会、资本主义和国际思想组成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局面。法国已经受够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战败了，而每次战败都要付出代价。”维希政权领袖、海军总司令达尔朗在1940年9月这样评论道。
维希政权的大部分演讲都围绕着罪行（过去犯下的）、苦难（在战败和大逃亡期间遭受的）和救赎（通过服从元帅和民族革命）这些主题展开。正如贝当所说：“享乐精神战胜了牺牲精神。”维希政府的一部宣传纪录片将战败归咎于“英国人度周末，美国人泡酒吧，苏联人搞合唱，阿根廷人跳探戈”。教会特别喜欢这种论调。正如里昂区大主教热利耶（Gerlier）所说：“即使胜利了，我们仍可能为自己的错误所困。”图卢兹（Toulouse）的主教则更加雄辩：
我们受够了吗？我们祷告够了吗？我们是否对六十年的民族背叛而悔恨，这六十年来，法国精神受到现代思想的种种歪曲……法国的道德水准下降，无政府状态奇怪地出现……我们把神从王宫、从学校、从国家赶走了，主啊，求你宽恕我们吧。
战败后不久，这种说教就在最不可能支持的人士中得到了共鸣。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作品被维希政权视为不道德和颓废文学的代表，他在1940年7月28日的日记中对“令人遗憾的放纵统治”提出了批评：“畏首畏尾、屈服、优雅和安逸中的放松，这些品质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战败。”正如布鲁姆在牢房里所说：“从一开始，国家的灾难就与罪恶或者错误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也与它自然引申出来的悔罪、赎罪和救赎联系在一起。”
然而，维希政权所依赖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反攻倒算和报复。当贝当频繁地到全国各地巡视时，前来为他欢呼的民众人数众多，这表明他确实很受欢迎。他之所以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他是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这一传奇声誉，还因为他在1940年的演讲真正触动了法国人民的心弦。他在1940年所表现出的自信对饱受战败和大逃亡创伤的民众有一定的感染力。数百万法国人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随后一连数月，试图寻找走散的孩子及亲人的寻人启事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令人心酸。他们亲眼目睹了民族的瓦解和国家的崩溃。政府机关往往是最先一批逃离的。贝当当上总理后的第一次演讲就表达了对难民的同情。他所说的根基与权威、家庭与安全，在一个刚刚经历了动荡和混乱而深受创伤的民族中产生了共鸣。因此，战败为维希政权提供了道德权威，为这个政权提供神话基础。当维希政权似乎不怎么受欢迎时，贝当很快就出来提醒法国人是他让他们避免了什么。“你们真是健忘啊，”1941年6月，他说道，“记住那长长的难民队伍吧。”
人们在被占领时期遭受的苦难使他们逐渐忘掉了战败的痛苦，贝当在1940年时享有的巨大善意资本也在逐渐耗尽。但最终导致维希政权灭亡的是它对法国战败的国际影响的误读。大多数维希政权领导人认为，法国战败后，英国很快也会投降或者战败，战争也会结束。他们原以为停战协定只是签订和平条约的前奏，该条约将是法德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由于法国战败似乎确保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维希政府因而奉行与征服者“合作”的政策。1940年10月，贝当在图尔附近的莱-卢瓦河畔蒙图瓦尔（Montoiresur-le-Loire）小镇与希特勒会面。他与希特勒握手的照片被拍了下来，会后贝当宣布自己正在“走上合作之路”。1941年，维希政权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把法属叙利亚托管地提供给德军作为空军基地。有一两次，维希政权几近再次参战的边缘，而这回是站在德国这一边。这种亲德立场，部分是由于受到意识形态上的亲和力的驱使—皮埃尔·赖伐尔在1942年6月说道，他渴望德国胜利，因为这将代表苏联人的失败，他的这番言论引起了轰动—但更多的是受到机会主义的驱使：维希政权认为德国已经赢得了战争。这一判断当然是维希政权最大的错误。
因其狭隘的、以法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维希政府未能预料到法国沦陷对战争的未来所产生的巨大后果。1939年9月爆发的这场战争并不是一场世界大战，而是一场涉及法国、英国、德国和波兰（短暂）的欧洲战争。至少有可能的是：如果盟军成功抵挡住了德军最初的进攻，那么两军就会陷入僵局，最终导致某种和谈（直到1943年1月，盟军才采取了无条件投降的原则）。然而，法国的沦陷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平衡，把其他国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直到1941年底，这场战争才真正成为一场世界大战。正如戴高乐在伦敦宣称的那样，法兰西战役只是世界大战的第一轮。法国的沦陷意味着开始的结束，而不是结束的开始。
法国的沦陷对战争以及战后国际关系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一位历史学家称它为“20世纪的支点”。墨索里尼行动迅速，抢占先机。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日益密切。1940年3月18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会面，意大利似乎马上就要参战。但墨索里尼与民主制度还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他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反对参战，甚至连陆军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元帅也极力反对，他深知意大利武装部队的不足。巴多格里奥对墨索里尼说，意大利军队只有在“敌人快撑不住、这种大胆行为可行的时候”才会介入。德军在法国取得的惊人的胜利似乎满足了这一条件。6月10日，意大利对法国宣战。后来才加入战争的墨索里尼赢得了法国东南部一小块占领区，但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地中海战场。
这对英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英国失去了法军舰队的支持，又要面对充满敌意的意大利，因而现在不得不将海军主力投入地中海，这让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岌岌可危。1940年6月28日，英国政府通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短期内将无法派遣舰队保卫新加坡。日本并没有完全切断与西方的联系，而是像意大利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在亲近德国。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上层人士普遍希望扩大日本在东亚的影响力，这只能以牺牲西方列强的利益为代价。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声音呼吁要保持谨慎，尤其在1939年底苏德协定签订后，这种呼声愈加强烈。然而，法国的溃败使舆论转向支持亲轴心国阵营。随着德国声望的提高和英国在远东地区实力的削弱，法国的战败也为他国染指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提供了可乘之机。1940年9月，日本提出要求：其军队可以自由穿过东京（Tonkin，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并使用河内（Hanoi）附近的军事基地。维希政权在当地的代表—海军上将德古（Decoux）对此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于是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法国的沦陷使日本的政策日益激进，进而导致了日本1941年12月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
德国胜利在望，进一步刺激了意大利和日本的欲望，同时也引起了莫斯科的恐慌。斯大林一直希望西方的这场战争能长期持续下去，虽然最终可能会陷入僵持，但其持续的时间足以让苏联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现在希特勒随时都可能和苏联反目成仇。斯大林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与法国签订的停战协定墨迹还未干，希特勒就下令他的武装部队开始准备第二年进攻苏联。德军在法国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意味着德军最高指挥部不会反对希特勒的这一命令，就像不反对希特勒在1939年准备进攻法国的命令一样。德国的迅速取胜使德军变得狂妄自大起来，这是极其危险的。希特勒本人也产生了一个致命的信念，坚信自己是一个永不出错的军事天才。这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
斯大林对法国沦陷的第一反应是于6月15日和16日吞并波罗的海诸国，并于6月26日从罗马尼亚手中夺取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布科维那（Bukovina）。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斯大林还作出了加快重整军备的决定。斯大林进军比萨拉比亚是为了巩固苏联在黑海沿岸的地位，并控制多瑙河入海口。这让希特勒很担心，因为他把巴尔干地区视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这也让他更加坚信必须尽快对苏联采取行动，因此决定在1941年6月21日入侵苏联。
许多英国政治家对法国沦陷的直接反应都是感到解脱。内维尔·张伯伦评论道：“不管怎样，我们都摆脱了法国人，他们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负担。”曾任现已不存在的法英长期合作委员会主席的汉基勋爵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依靠大英帝国和美国的资源，这几乎是一种解脱。”这些评论揭示了许多英国观察家因法国的软弱和背叛所感到的那种被压抑的怨恨。但毫无疑问，现在的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美国的支持。正如参谋长们早在5月25日就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美国“愿意给我们提供充分的经济和财政支持”的条件下，英国才能独立战斗下去，“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认为我们无法继续这场战争，也根本不可能获胜”。
这需要对英国的政策重新做出重要调整。自1919年以来，英美关系一直很不融洽。威尔逊参战甚晚又总要左右和平，英国人对他的自命不凡而感到愤慨。美国拒绝免除战争债务一直是英国的痛处。1939年，英国在希望得到美国经济援助的同时，也一直留意美国是否会做出更大的承诺。张伯伦在1940年1月写道：“我不希望美国人为我们而战，如果他们有权参与和平谈判，我们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四个月后，5月19日，张伯伦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罗斯福和美国身上。”哈利法克斯勋爵7月写信给汉基，告诉他法英合作委员会现已解散：“我们很可能将不再需要研究与法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盟，而是考虑与美国达成某种特殊约定的可能性。”赢得美国更进一步的支持现在成了英国政策的中心目标。这也与丘吉尔的个人喜好和意识形态相一致。法国的沦陷也在华盛顿引起了恐慌，这使这一战略有了很大的胜算。国会匆匆通过了大笔的军费预算。第二年，罗斯福与英国的关系又近了一步，甚至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就被拉到了与德国开战的边缘。
到1941年底，这场欧洲战争演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很快就超越了其他交战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1945年后美苏两极格局的新时代。因此，从中期来看，法国的沦陷将成为欧洲列强衰落的关键时刻。许多这样的历史发展可能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即使法国仍在战争中，美国也很可能最终加入同盟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肯定会成为同盟国阵营中的主导力量。但是如果没有法国，欧洲在同盟国阵营中的平衡就会大大削弱。1945年后，英国对法国政策的转变也被证明是持久性的。事实上，战后英法双方都有人希望两国能重建更紧密的关系。在欧洲共同体（The Common Market）形成的第一阶段，法国的那些“设计师”当然希望英国能参与进来，但到了1950年，他们已经确信这是不可能的。英国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心理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1940年记忆的影响。英国的政策自1904年以来就在某种程度上受英法友好关系的影响，而法国的沦陷促使这种关系被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所取代，这种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自建立以来便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英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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